王正宪生性不聪明，阳明说他“读书极拙”，14岁时因父亲军功世袭锦衣卫副千户，但他还是颇有自立自强的志向，后来知道弟弟出生，主动放弃荫袭，辞职出就科试，可见他不愿靠着上一代人养尊处优，也可见他没有忘记父亲的谆谆教诲。朱宸濠之乱时，养母诸氏带着他随阳明转战江西，为摆脱追兵，诸氏以手提剑劝阳明先走：“公速去，毋为妾母子忧。脱有急，吾恃此以自卫尔！”钱德洪曾感叹此事：“吾师于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间，一家感遇若此，至今人传忠义凛凛。”

王正亿自幼被黄绾带离家乡到南京抚养成人，与黄家次女黄姆结为娃娃亲，在正亿的教育培养上，王畿出力最多，视如己出，情同父子，常带在身边参加王门讲会。虽然正亿和正宪一样才学较为平庸，没有很好地传承家学，也没有显赫的功业事迹，但不失操守，并且在保护王阳明遗稿和王家史料方面有过贡献。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）海盗火烧黄岩城，正亿没有携带其他东西，仅仅抱着父亲的木主神位、图像和手稿仓皇逃亡，此事博得王门弟子的称赞。后来在他43岁时依照朝廷恢复的恩典，承袭了伯爵之位。

虽然由于各种原因，王氏家族后继乏力，没有再出现彪炳史册的人物，但像王阳明这样的大哲所传递的家教理念，并不局限于一己门户，而是随着他一生的教学活动而启导了许多门人、追随者，被运用到各自的子女教育、家族建设里，融入浩浩荡荡的庶民教化运动中，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滋养了千家万户，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家庭教育文化传统的基因。从王阳明遗留下来的书信中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家教观念鲜活的生命力，这也是今日我们重读阳明家训的意义所在。阳明学派的乡族教化及现代启示

王阳明从34岁开始授徒，在此后23年时间里讲学不辍，倡扬良知之教，四方学子翕然追从，风动天下，逐步形成地域化的阳明后学群体，其中不乏世家大族。宗族领袖们带动家庭成员皈依王门，同门之间通过联姻结成良知信仰共同体，以家庭为道场，将家族建设视为印证圣贤之学的途径，传承师说，化民成俗，把阳明学从个人修习延展到家族、地方社会，努力践行儒家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古训。这些大家族的崛起与文教传承，离不开阳明心学的沾溉。

比如江西吉安的邹氏家族，崛起于明代中期，从弘治到万历年间，历经邹贤、邹守益、邹善、邹德涵、邹德溥、邹德泳，一门四代六进士，在学术事业、家族事务、地方工作上都有家族延续性，对当地的贡献巨大。这个家族的主心骨是王阳明的高足邹守益（1492—1562），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，但为官时间不长，大部分时间乡居故里，带领同门、子弟创办了惜阴会、复古书院、青原会、东山会等讲会，每月聚会，人数少则上百，多则上千，带动了整个周边地区的学术活动，邹氏家族主盟的一些讲会持续了六十年之久。邹氏还联合其他有阳明学背景的宗族如刘氏家族，参与土地丈量，为民请命，减轻地方赋税负担，发动乡民互助救济，在当地享有崇高的声望。

再如江苏泰州的王氏家族，领袖人物王艮（1483—1541），世代为安丰盐场的盐丁，出身卑贱，但家族在他手里有了转机。他善于经营，好学不倦，38岁时拜入王阳明门下，提倡“百姓日用即道”的平民哲学，开创了“泰州学派”，并由其族弟王栋及其子王襞传承光大，时人谓王艮、王栋、王襞为“淮南王氏三贤”。史载，他治家“总理严密，门庭肃然，子弟于宾客不整容不敢见”。王襞这样形容他父亲的风度：“天地以大其量，山岳以耸其志，冰霜以严其操，春阳以和其容，此吾人进道之法象也。”可见其家风之严明峻朗。王艮的追慕者大多是樵夫瓦匠一类的平民，多授以“孝悌慈”的家庭伦理，学者称赞他“化民成俗之功，不在阳明之下”。

又如广东潮州揭阳的薛氏家族，以薛侃（1486—1546）为首，兄弟叔侄都拜阳明为师，带头率领族人建家庙、增祭田、立族训，“居官则思益其民，居乡亦思益其乡”，倡行乡约训导乡民，开渠、筑堤、造桥，对地方社会贡献巨大，至今还保留不少遗迹，薛氏也还延续着祠祭、修谱、宴会、社庆等宗族活动。

这些在齐家实践上成效卓著的阳明学家族，留给后人不少有益的启示。首先是在家庭教育主旨上，发扬了心学注重“自力”的信念，即充分肯定人的自我实现、自我完善的能力，赋予人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立的能动性，将自家生命全幅交付给本心——良知做主。“致良知”不着眼于我应该怎样符合社会伦理规范，而是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它旨在德性人格的培育、人之整体生命状态的提升。阳明心学强调人要趁早“立志成圣贤”，而且肯认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圣贤——所谓“满街都圣贤”，用今天的话说就属于“正面管教”，多鼓励，少责骂，鼓励心怀一种救世淑人的使命感，在平常的家庭生活、社会实践中培养德性善行，成长为一个人格卓越的“英雄”，这在现代心理学也可得到呼应。以“斯坦福监狱实验”来探索环境对人性善恶的改造而闻名于世的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、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·津巴多（1933— ），近年致力于推动“英雄想象计划”公益项目，宣扬的主旨即是每个人都成为英雄，不是壮烈的战争英雄，而是每一天为别人做一些小事的“每日英雄”，特别是让孩子从小就种下“英雄主义”的种子，相信自己就是那个万众期待的英雄，只要有需要，就会勇于行英雄之事，这样才能让家庭更和谐、学校更完善、社区更宜人，消除环境对人性的不良影响。这种根植于日常平凡的“英雄主义心理学”（Psychology of heroism），与阳明心学的教育目标可以互相发明。

其次是注重助缘，即重视良师益友的外力作用及榜样力量，其最有效机制就是组织讲会，建立书院，带着子弟例行聚会讲习，参与公共政务，让世代接续传承家学，这也颇类似今日许多有志于教育实践的小家庭结成的民间互助团体，共享着某种相同或接近的教育理念，众筹集资成立基金，形成团队合作，尽可能地盘活、优化社区族群的教育资源。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师长榜样对后代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，如二十世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、有“非洲圣人”之誉的史怀哲（1875—1965）所说：“好榜样不是影响别人的主要因素，乃是唯一的因素。”

再次是教育的方法，特别是儿童教育中倡导歌诗习礼。王阳明强调要尊重、顺应儿童性情而加以诱导教化，以歌诗、习礼来塑造身心，以达到发扬天性善心，使生意畅达、自然和乐的效果。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，他在平定南赣四省边境之乱后，兴立社学，教化民风，撰写并颁布《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》，指导社学蒙师如何开展童蒙教育。文中提出的“栽培涵养之方”就是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，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，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”。在平常的讲会中，阳明也经常与弟子歌诗咏志，营造一种师生融洽的教学氛围。王艮的儿子王襞（东厓）九岁时跟随父亲参加阳明的讲会，“士大夫会者千人。阳明命童子歌，多嗫嚅不能应，东厓意气恬如，歌声若金石”。当阳明得知是王艮的儿子后，惊诧地感叹：“吾固知越中无此儿也。”王艮去世后，王襞继承家学，各地纷纷争聘他去主持讲会，每次归乡，“随村落大小扁舟往来，歌声与林樾相激发，闻者以为舞雩之风复出”。从这种动人的场景中我们可想见歌诗导化人心的效果，这与法国卢梭以降的“自然主义”教育理念有契合之处。